新冠肺炎疫情在2020年引發猛烈的經濟衰退,至今衝擊仍餘波盪漾,聯準會(Fed)祭出規模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設法緩和疫情衝擊,並容忍通膨「短暫」竄升,這種看法與做法究竟是對是錯,依然是經濟學家爭辯的議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在紐約時報談論此議題前,先提凱因斯學派與奧地利經濟學派之爭。他說,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爆發後,許多保守派人士拒絕接受凱因斯式的經濟處方,而是擁抱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的主張。
奧地利學派也對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the Depression)做了一番分析,代表學者包括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相較於凱因斯學派主張大蕭條肇因於普遍性的需求不足,海耶克和熊彼德認為問題出在榮景過後的調適不良--根據他們的觀點,過度樂觀導致勞力和其他資源過度配置在生產投資財(investment goods),大蕭條不過是經濟把資源導回原本應有的歸屬去處罷了。
克魯曼指出,這種觀點犯了邏輯上的毛病:假如把資源從投資財移出會造成大量失業,那麼,把資源從別的產業移出、轉投入投資財,難道就不會發生同樣的情況?他們的論調也顯然與實際經驗牴觸:在大蕭條和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產能過剩和失業問題幾乎普遍見於各行各業,並不是有些產業鬆弛、其他產業緊繃的情況。
然而,克魯曼說,這一回不同了。雖然現在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說法已很少聽人談起,但新冠疫情其實正製造出一波奧地利學派式的「資源重新配置衝擊」(reallocation shock),某些物品的需求暴增,其他物品需求則銳減。從宏觀角度來看,在服務業陷入掙扎的同時,耐久財(durable goods)買氣卻激增。克魯曼舉自己為例,疫情期間不能去健身房,所以他和許多人一樣,買了健身腳踏車。
從微觀角度來看更清楚:辦公室租賃市場閒置率創新高,船運貨櫃大缺貨。
換言之,克魯曼說,海耶克和熊彼德當年誤以為在1930年代發生的經濟危機,竟然發生在今天。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可採用當年他們的政策建議,來解決今天的問題。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Veronica Guerrieri等人在今年Fed傑克森洞年會提出論文,標題為「新冠肺炎疫情的總體經濟意涵:負面供應衝擊可能造成需求短缺嗎?」,雖未明白提及奧地利學派,但論文內容大可詮釋為駁斥奧地利學派開的政策處方。
海耶克和熊彼德當年堅持反對以貨幣和財政刺激來對抗大蕭條。海耶克痛批運用「人為刺激」,堅稱應該藉由「對生產結構調適的緩慢過程」,「讓時間來產生永久的治療」。熊彼德則警告:「任何只因人為刺激而產生的復甦,都將局部抵銷大蕭條起的作用。」
但克魯曼說,就算接受他們對大蕭條謬誤的分析,上述結論仍然說不通。為什麼某個產業有減少勞工的必要,就必然導致失業?為什麼不是只導致工資降低?實務上的答案是名目工資下降的僵固性:雇主其實不願調降工資,因為會影響員工士氣。
但若工資在必須萎縮的產業不降,為何在必須擴張的產業工資就不能調升?當然,這將導致通膨短暫上揚,但克魯曼認為這是OK的。
Guerrieri等人的論文就依據正式的模型而主張,對抗「重新配置衝擊」的最佳反應之道,就是大舉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這會造成通膨短暫竄升。但勞工仍有動機換工作,因為他們原有舊工作的實質工資會下降,但其他工作的工資會升。不必然會造成大規模失業。
結論是,克魯曼明確表示,Fed接受通膨「暫時性」升高換取達成充分就業目標,是選擇走正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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