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政府上任以來連四年調漲基本工資,讓工商團體大喊吃不消,另一方面又拋出本外勞基本工資應該脫鉤的論調,但回歸實務上檢視,沒有任何一個實施最低工資的國家採納此舉,通盤考量實質效益與風險,台灣大可不必搶著獨步全球。
從競爭力的角度看,相較於日本、南韓及新加坡,台灣業者雇用外勞的成本其實不高,如果薪資必須回歸「市場機制」,那麼企業爭取外勞配額的方式是否也應比照辦理?況且國際勞工組織有多項公約明定不可對在境內工作的外國人有歧視行為,台灣貿然實施本外勞基本工資脫鉤,恐將引來國際輿論的罵名及外勞來源國的報復,絕對是得不償失。
回顧這四次基本工資的調漲狀況,月薪、時薪分別升逾18%及31%,資方憂心忡忡不難理解,但這是否意味著未來基本工資漲幅都會像「失速列車」暴衝,我認為倒不至於,也不應該如此,不過拉高基本工資,政府在配套措施上可能得下更多功夫。
以這次時薪調漲5%來看,估計會讓餐飲業成本增加0.25%、零售業成本增加0.042%,實際影響程度理應有限,根據業者反映的意見,成本壓力反倒是來自於漲聲不斷的店面租金。
近年基本工資調幅顯著,主要是因為台灣薪資絕對金額偏低;若能先將基本工資提升至生活工資的水準,未來只需隨著物價漲幅調整,既能保障勞工生活品質,也能兼顧雇主負擔能力,這是較為理想的目標。
至於「生活工資」究竟該訂多少?勞團主張須達28,000元,我以比較嚴謹的算法推估則為24,800元,已經相當接近明年即將上路的23,800元,據此推論未來基本工資漲幅將會逐步放緩。
觀察同樣擁有許多中小企業的鄰國情勢,日本目前最低工資距離生活工資僅有七成,每年調幅約2%至3%;南韓則在總統文在寅上台後連續二年拍板調漲超過16%、10%,然而此舉不但沒有改善青年就業狀況,伴隨而來的卻是物價及失業率急遽攀升,促使南韓當局日前敲定,2020年最低時薪將僅調漲2.9%至8,590韓元,文在寅曾經承諾的1萬韓元政見確定跳票。
上述二國經驗正好可讓台灣借鏡,解決勞工低薪問題,不能光靠調漲基本工資,還要釐清低薪的緣由,到底是雇主不願分享獲利果實,或是勞工提供的勞務價值沒有提升?
實際上,由於台灣人口結構轉變,不少企業正面臨缺工問題,近期各行各業都有調薪,部分企業給予新鮮人的起薪,甚至高於現有勞工,在勞動力不斷減少的趨勢下,這應該不會只是短期現象。
一旦國人的薪資可以藉由市場供需力量向上攀升,政府藉由提高基本工資來解決低薪問題的壓力也可以減輕。
必須注意的是,一味拉高基本工資,恐將形成定錨效應,反讓市場機制遭到取代,甚至促使企業加速邁向自動化,屆時不分本勞、外勞,只要是可替代性較高的基層勞工都將深受其害。
此外,日韓調漲最低工資,同時也會祭出若干配套措施,例如給予薪資補貼、抑制店租上揚,或是協助企業加速轉型、教育訓練、提高附加價值,台灣在這方面則付之闕如,仍有許多努力空間。
(本文由台大國發所副教授辛炳隆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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